通常说到中国留学史，一般认为发端于130年前。屈指数来，130多年以前可能就是指1871至1889年间，在容闳的倡导和推动下，清政府遣派120名幼童先后赴美国留学。容闳本人赴美留学是在1847年，这个日期在国内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留学生史的开端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然而,名不见经传的山西长治的郭儒旺（1743―1817）、郭雅歌（1747―1779）却于1766年就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“圣家学院”留学，比起“留学之父”容闳还早84年。

那不勒斯“圣家学院”是来华的天主教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(Mat-teoRipa)为培养中国本土神职人员于1732年7月在那不勒斯创建的,在中意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马国贤于1710年从意大利来到澳门，随即北上北京，成了康熙皇帝的宫廷画师，并经常跟随皇帝到各地巡视，走遍了大江南北。不幸的是，马国贤在华期间，罗马教廷因中国礼仪的问题跟康熙皇帝发生了争执，双方关系迅速恶化。马国贤对于京师越来越敌视外国传教士的事态发展感到非常担忧。为了寻找另一个发挥自己宗教热忱的途径，他开办了一个学校，教中国孩子文化和基督教信仰，准备把他们培养成教士。作为天主教传教士，他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这些中国孩子身上。1722年，康熙皇帝驾崩。雍正继位后对天主教传教士们又增加了许多行动的限制。马国贤感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已经基本无望，而且每天都面临痛苦的抉择：要么就被迫参加偶像崇拜的仪式，要么就得冒生命的危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决定要带他的学生回意大利。他克服重重困难，最终成功地带他的学生来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，并且解除了教会的猜疑，以及办学的财政问题，于1732年正式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“圣家学院”，又名中国学院、圣家书院、圣家修院、中国书院、文华书院、中华书院、中国学馆、中国人公学等。根据西方学者奈杰尔•卡梅伦的研究，这座“圣家学院”在1888年被意大利政府下令关闭之前，总共开办了156年，培养了106名精通拉丁语的中国人神甫，为在华天主教教会的本土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历史学家方豪著的《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》一书中记载：早在18世纪初中国就派出留学生114人。其中山西占19名，与晚清留学潮相比，他们学得都是神学；19名中，长治又占到6名。真是让人想象不到，中国留学最早的一批人中竟有长治人。

    郭儒旺（1743―1817）、郭雅歌（1747―1779）这两位山西最早的留洋者（仅次于临汾的樊守义），是贫穷落后的壶关县安口村人！他俩在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，俩结伴而行，漂洋过海，到达意大利“圣家学院”学习神哲学。经过9年的学习于1775年在“圣家学院”被祝圣为神父。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郭儒旺、郭雅歌回国。郭儒旺神父最先被教区派往陕西省、直隶省、甘肃省传教，郭雅歌神父留在山西传教。

    在郭儒旺、郭雅歌之后,长子的韩方济（？―1829）于1785年到意大利那不勒斯“圣家学院”留学。因病学业未成，于1829年病逝于那不勒斯。

     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，山西潞安城（今长治市）的陈良（1805―1879）、王多禄（1804―1829）到意大利那不勒斯“圣家学院”留学。1830年12月5日陈良被祝圣为神父。1831年回国教区派往湖广一带传教，后又转至山西传教。王多禄因病于1829年病逝于那不勒斯，年仅25岁。在三晋文化研究者冯潞的《晋东南密码》书中对王多禄有你这样的评价：为了求道，王多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,这是长治人继高僧法显之后的又一次求道之举。

    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，长治（今长治县）的田广益（1809―1885）到意大利那不勒斯“圣家学院”留学。1838年被祝圣为神父，第二年回国被教区派往湖广一带传教。田在湖广传教47年，一生兢兢业业，不知疲劳，终因积劳成疾于1885年病逝湖南衡州。

郭儒旺、郭雅歌、陈良等留洋归来，除完成他们的传教事业外，带给我们的西方文明也是不可估量的。特别是西方的办学思想、建筑艺术等对长治地区的发展是有着相当的意义。正如冯潞先生在他的《晋东南密码》写到：18世纪后，在泊来文明的推动下，这里一批俊杰走出太行山，踏上赴欧洲求学之路。这是晋东南与海洋文明的第一次握手！